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普伦德撰文警告，美国公共债务螺旋式上升，可能引发债市义警的行动，并呼吁政策制定者现在应该开始制定应急计划。
主权债务市场上的“债市义警”正在死灰复燃。这一点在英国国债惨遭抛售、前英国首相利兹•特拉斯（Liz Truss） 被赶下台的事件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全球投资界奉行财政纪律的人士，现在会转向美国国债市场发挥这一颠覆性力量吗？
这样的挑战不仅会猛烈打击现任总统拜登，还可能会破坏美国在全球危机期间作为主要安全资产供给者的角色，同时威胁到美元作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货币的地位。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想法简直难以想象。美联储理事沃勒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宣称，在2008年和2020年金融危机期间，投资者纷纷抛售美元，“最终证明了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而且很可能保持这种地位”。
确实如此，毕竟美元有全球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强的债务市场的支持。它享有经济学家所说的网络外部性：被广泛接受和广泛使用。在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支持下，该货币在所有央行的外汇储备中占比高达近60%。
还要注意的是，尽管美国经济在全球产出中所占的份额不断缩小，但其结果不过是美元在全球储备中所占的相对份额温和下降。话虽如此，沃勒显然没有提及美国国债不再被视为一种超安全的价值储存手段。
这并不是因为美国政府功能失调，也不是因为美元武器化，同样不是因为其他央行的数字货币计划可能带来的竞争威胁。事实上，问题在于美国不断上升的公共债务，其规模目前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7%，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见过的水平。
将该水平与战后时期的情况进行对比将带来一定的启发。美国成功地将债务与GDP的比率从1946年的106%降低到1974年的23%。但这些债务主要是国内债务，而如今近四分之一的债务在外国手中。在1980年之前的大约一半时间里，发达经济体的实际利率为负。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贝伦•斯布兰西亚（Belen Sbrancia）估计，美国和英国每年因负利率而清算的债务平均相当于GDP的3%至4%。
这源于一项金融抑制政策，包括受约束的投资机构和银行向政府直接放贷、利率上限和资本管制。在二战后的30年里，国民产出的增长率在大部分时间里也超过了政府债务的利率。结果是：债务大幅缩水。
但在当今全球资本流动和市场管制放松的情况下，金融抑制措施将无法执行。美联储提高了利率以帮助实现2%的通胀目标，超低利率已经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未来十年美国赤字将飙升近三分之二，其中利息支出占增量的四分之三。这源于多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引发的债务狂潮。
就连财政部也宣布公共债务负担不可持续。这意味着它自己打下的欠条——全球市场的主要安全资产可能是不安全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行财政整顿，即减少债务。一些人寄希望于两极分化的美国政府，无论是在拜登、特朗普还是其他任何人的领导下。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预测美元主导地位的消亡，但这从未发生过，因为其他国家的主权债务无法与美国国债所谓的安全性和流动性相提并论。然而，面对经济学家伊森•伊泽茨基（Ethan Ilzetzki）、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发现的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这种逻辑可能有破绽。
他们认为，在税基不断缩小之际，对安全美元债务的需求可能会超过美国政府的支持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所处的境地与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汇率机制的崩溃类似，那次崩溃引发了长达20年的高通胀和持久的金融不稳定。
因此，可以肯定地预测，主权借款人的财政诚信将成为官方储备管理者更紧迫的担忧。而且，如果“债市义警”发动袭击，在随后的风暴中，逃往安全资产的本质将被重新定义，因为在财政方面肆意挥霍的国家将受到金融危机的困扰。与此同时，财政保守派的国家将受到失控的债券市场泡沫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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