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斗在这里

孙中山与致公党的诞生，洪门的起源说法众多，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阐述过洪门的来龙去脉：“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取义，屡起屡蹶，与虏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势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借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也。”
清朝中后期洪门包括两大支派，一是天地会系统的组织，二是哥老会系统的组织，都属于当时的“秘密会党”。
辛亥革命以前，天地会分支众多，如三合会、三点会、小刀会等，会员以农民、小商贩、手工业者、苦力等下层贫苦民众为主，自成立起，天地会就起事、起义不断，著名的有台湾林爽文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等，太平天国起义队伍中很多就是两广地区的天地会武装，太平军第一支水上武装——“艇军”就是来自广西天地会。天地会成为反清最积极的力量，以至于清廷重修《大清律》时，增加了一条“复兴天地会”的罪名，量刑为首犯“斩立决”、从犯“绞立决”。
哥老会起源于活跃在云川贵一带的民间武装，从开始的劫富济贫到后来的起义抗清，逐步演变为秘密会党，而且明显受到天地会的影响，政治目标、组织形式几乎处处对标天地会——也自称洪门，也设内外八堂，也开山堂、定盟誓。哥老会还有许多分支别名，如红帮、洪江会、江湖会、乌龙会、英雄会、仁义会等，其中江湖会、英雄会、仁义会还与天地会共用，一度被认为是同一组织。哥老会的反清活动主要集中在清朝后期，多以士兵为主，曾国藩的湘军、左宗棠的楚军、李鸿章的淮军中都充斥着大量的哥老会成员。
孙中山很早就关注到辛亥革命与洪门会党的关系：“此次革命主因，须于民间不平之点求之。满洲入关，屠杀残酷，其恨盖二百六十余年如一日也。加以满人皆享特权，遂至懒不事事，精神形体两不发达，至今皆成废弃。民间以种恨之深，秘密结社极多，专以灭清复明为唯一之目的。近二十年，革党始起，而与各种秘密结社连合，其力乃横决而不可当。”早期洪门以“反清复明”为最高纲领，多少带有些封建忠君思想。

会党首领一直是革命党人争取的重点，孙中山曾亲自做广西天地会首领黄明堂的工作：“吾党奔走革命，志在光复，望君等协力同心，共建大义。”黄明堂当即表示“悦服”。另一位广西天地会首领王和顺深受孙中山的影响，表示：“及从孙文先生游，得与闻治国之大本，始知民族主义虽足以富国，未足以强国，必兼树国民主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专制不平之政治，兼民主立宗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行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广东惠州三合会首领郑士良在结识孙中山后，深为折服地说：“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但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这样一个人，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便跟着你来了。”

为了引导洪门现成的组织力量，孙中山提出“会党本是民族主义的遗产”“所以教同志们赶紧加以整理和指导”，因此联络会党成为革命的重要任务，一方面大量革命党人以身入会，实现从内部的“整理和指导”，另一方面动员洪门成员加入革命党。当时各地三合会首领如曾捷光、林海山，以及参加惠州七女湖等众多天地会成员都加入了兴中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党人。
在这种“双向奔赴”下，革命党人产生了不少“会党通”，如黄兴、刘揆一、宋教仁、谭人凤等。包括孙中山自己在内的很多革命党人都亲身加入过洪门，孙中山还在檀香山被授封为“洪棍”，成为著名的“洪门大哥”。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发表“民族主义”系列演讲时说道：“康熙末年以后，明朝遗民逐渐消失，当中一派是富有民族思想的人，觉得大事去矣，再没有能力可以和满洲抵抗，就观察社会情形，想出方法来结合会党……那些有思想的人，知道了不能专靠文人去维持民族主义，便对于下流社会和江湖上无家可归的人，收罗起来，结成团体，把民族主义放到那种团体内去生存……所以满洲二百多年以来，无论是怎样专制，因为有这些会党口头的遗传，还可以保存中国的民族主义。”这无疑是充分肯定了“洪门民族主义”的历史地位。

关于洪门会党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作为辛亥革命元勋的谭人凤在《社团改进会意见书》中有过客观总结：“革命之成，实种于二百年前之洪门会党。”“在运动之初，惟洪门兄弟能守秘密。发动之后，亦惟洪门兄弟能听指挥。”“人无论远近，事无论险夷，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卒有武昌起义，各省回应，不数月而共和告成，军队之功，实亦洪门兄弟之功。”

可见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洪门自身逐渐摆脱了秘密会党的色彩，表现出越来越强的革命性和组织性，渐渐向革命团体转型。

1911年孙中山在美国筹募革命经费时，得到洪门致公堂及同盟会合力相助。

1905年1月，孙中山抵达比利时布鲁塞尔，对留学生提出改良会党的想法：会党之宗旨本在反清复明，近日宗旨晦，予等当然为之阐明，使复原状，且为改良其修款，尔辈学生亦得参加。盖会党之规章，成于明末陈近南先生。当时陈先生以士人无行，往往叛党，故以最粗最鄙之仪式及一切不通之文字为教条，士人见而生恶，不肯加入，因以保存至今。今日应反其道而行之，使学生得以加入，领袖若辈，始得有济。”

按照孙中山的设想，最理想的模式就是革命党的知识分子加入洪门会党，改良、改造会党组织，使之成为革命力量。

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联络、依靠洪门会党起事起义，在动员过程中引导洪门向革命团体转型，如光复会、华兴会等，也有革命党人直接改造洪门会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共进会。1907年8月18日，各地哥老会、三合会、三点会首领及部分中国同盟会会员在日本东京成立共进会，尊孙中山为领袖，最初参与者多为留日军校学生，主要领导人是同盟会会员焦达峰、日知会会员孙武等。焦达峰、孙武等先后回国，在武汉设立共进会湖北分会，积极联络长江两岸会党，洪门会党来投奔者甚众，共进会对其进行改造、编练，与会首“换帖拜把”，动员会众“填志愿入会”，秘密编成5镇军队，把这些洪门会众打造成革命武装，成为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后来与蒋翊武的文学社组成统一指挥领导机构，于1911年10月10日发动著名的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

1899年孙中山派出毕永年和史坚如秘密前往汉口，邀请两湖地区哥老会和粤闽等地三合会各首领郑士良、李云彪、辜鸿恩等十余人到香港集会，议决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合并，定名兴汉会，奉孙中山为总会长，算是孙中山主导的一次洪门会党与革命党的正式联合。

曾有洪门人物向孙中山请教“怎样改良洪门入盟仪式，以便新思想人物接受”。孙中山的回答非常务实：洪门落后的带有迷信色彩的仪式，是适应洪门会众的觉悟程度与文化心态的，是维系团体凝聚力的需要，如果过早废除这些迷信色彩的仪式，反而会造成团体涣散。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在秘密入会和宣誓形式等方面就保留有洪门的影子，如入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其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显然是孙中山民族主义和民主共和的政治要求，而“倘有二心，神明鉴察”则是参照了洪门三十六誓的传统，宣誓时举右手向天发誓，为洪门天地会拜天拜地的简化演变。

很多革命组织也保留着浓厚的洪门色彩，光复会、华兴会、自立会、共进会等组织的成立章程、入伙盟誓乃至组织架构无不仿照洪门。共进会首领焦达峰在武昌起义中一度被拥立为都督，起义军中盛传“焦大哥做都督，今日吾洪家天下矣”，可见洪门印记之深。

作为推翻清王朝的主要力量，洪门会党为辛亥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血与火的淬炼，洪门由秘密会党转向革命团体确是不争的事实。辛亥革命胜利后，按照“正常剧本”，革命团体一般都会走向现代政党这一最高政治形态，于是孙中山主导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归并”成立同盟会，并改组为国民党，而其他如自立会、共进会、兴汉会等组织或加入同盟会，或因各种原因消失。而对于洪门会党在民国的政治地位，孙中山给出明确答案：清世秘密诸会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主义虽甚普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

这里面主要原因是洪门会党也暴露出不少封建会党的局限性，比如辛亥西安起义，哥老会成员人多势众，出力也最大，但在起义中发生少数会党杀人越货、劫掠财物的劣行。革命成功后，哥老会首领万炳南“恃功骄恣”，公开争当“大统领”，各级大小头目争着要官做，闹得乌烟瘴气。故而孙中山对洪门的未来持慎重态度，另外面对军阀割据、山头林立的国内形势，也不愿看到有新的政治势力来掣肘，希望包括洪门在内的各组织都能“逐渐归并”到同盟会以及后来的国民党。

1912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公开发表演讲，敦促洪门主动顺应时势变化：“洪门所以设会之故，系复国仇，倡于二百年前，实革命之导线。惟现下汉族已复，则当改其立会之方针，将仇视鞑虏政府之心，化而为助我民国政府之力。”也就是说洪门要么回归会党组织，要么直接改组加入同盟会，也就是加入国民党，这就等于宣告洪门在国内政党化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

清末，移居美洲的华人出于“抱团自保、共御外辱”而加入洪门，洪门组织势力日益壮大，逐渐整合发展为洪门致公堂，“当地全美十余万人中，其挂名籍于致公者，殆十而七八”。孙中山数次来到美洲向华侨宣传革命，此时横亘在中间最大的障碍便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势力的阻挠。孙中山观察到“此地洪门之势力极大，但涣散不集”，尤其是常年受到保皇派的影响，“华侨在海外的会党极多，有洪门三合会，即致公堂，他们原来的宗旨，本是反清复明，抱有种族主义的；因为保皇主义流行到海外以后，他们就归化保皇党，专想保护大清皇室的安全，故由有种族主义的会党，反变成了去保护满清皇帝。把这一件事看来，便可证明中国的民族主义完全亡了。”

为争取华侨支持，孙中山公开呼吁“革命与洪门，志同道合，声应气求，合力举义，责有应尽”，拒绝保皇派“欲暗改洪门之宗旨，而令洪门之人以助其保救大清皇帝”的阴谋。

为了让海外洪门支持“驱除鞑虏”这一主旨，孙中山在天地会问题上做足文章，把海外洪门的开山鼻祖说成是反满功臣，反复强调“洪门为中国提倡排满革命之元祖”，“洪门本来就是反清廷的明朝遗老组织起来的，今天应当恢复原来反清宗旨，为反清建立民国事业作出贡献。”这样就建立了一套海外洪门可以接受的叙事逻辑：洪门宗旨=种族斗争=革命，同时也为洪门建党理顺了政治逻辑：洪门会党=革命团体=现代政党，同时也为致公建党理顺了政治逻辑：洪门会党=革命团体=现代政党。于是孙中山着手将美洲洪门名目不同、互不隶属的各堂口，统一整合成“洪门致公堂”：“今概改正名曰致公堂，以昭划一”。

孙中山为旧金山致公堂起草了新的《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明确指出洪门宗旨在于振作民族主义：“原夫致公堂之设，由来已久。本爱国保种之心，立兴汉复仇之志，联盟结义，声应气求，民族主义赖之而昌，秘密社会因之日盛……惟是散漫四方，未能联络一气，以成一极强极大之团体，诚为憾事。近且有背盟负义、赴入歧途、倒戈相向者，则更为痛恨也。若不亟图振作，发奋有为，则洪门大义必将沦隳矣！”

新章程中提出：“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这是孙中山继1903年在檀香山成立的“中华革命军”誓词之后，为致公堂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纲领。特别是《重订章程》的《纲领》中保留了洪门某些传统礼仪，如“凡新进堂友，须遵守洪门香主陈近南先生遗训，行礼入闱”，体现出致公堂浓厚的洪门色彩。

孙中山还尝试推动致公堂与同盟会的联手合作。1911年6月，孙中山抵达旧金山，与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大同日报》司理唐琼昌商议，提出旧金山致公总堂与同盟会实行组织联合：“令同盟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而致公堂则开特别会，删除繁文缛节，以优待同盟会员之加入。”双方约定各在《大同日报》与《少年中国晨报》刊登联合合作布告。

这次联合最直接的成果就是美洲同盟会和致公堂联合在旧金山设立洪门筹饷局，作为双方合作的产物，筹募了数十万美元资金。芝加哥同盟会、致公堂经洪门筹饷局核准，为革命党购买寇蒂斯式飞机六架，组建飞机队，“声称倘不即议共和，行将轰炸皇城”，震慑了清廷，“故飞机队促进共和，其功不少”。

这样，孙中山已为洪门致公堂迈向政党化打下了“三个基础”：一是为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确立了致公堂的三大任务，抚恤、救济、锄奸，四个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洪门致公堂赋予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基础；二是推动洪门致公堂与美洲同盟会的联合，使得康有为等海外保皇党人与革命党人争夺华侨的企图宣告失败，团结了绝大部分海外华侨，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基础；三是帮助整合各处堂口，统一为洪门致公堂，为日后“改堂为党”打下了组织基础。正是孙中山这种对洪门致公堂全方位的“升级改造”，为致公党成立完成了前期准备。

中华民国一建立，美洲洪门致公堂总理黄三德就立刻给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去信：“将派人回国见大总统，办理政党事宜。”信写得诚恳且有洪门色彩：“望大哥念花亭之秘密，高溪歃血之盟，况且大总统是洪门首领，正宜成政党，以慰陈近南、郑成功之灵，慰同仁仰望之心。”，于是海外洪门开始为筹建一个华侨政党付出不懈的努力。

1925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在美国旧金山成立。中国致公党的成立标志着洪门致公党历经波折，终于脱胎换骨，完成了从“秘密会党”到“革命团体”再到“现代政党”的最后的转型。

Tohle je úžasný politický satirický román (1984), který byl vydán britským autorem Orwellem v roce 1949. Děj se odehrává v imaginární totalitní společnosti "Oceánie", kde se hluboce odhalují tragédie mocenské deformace a útlaku lidské přirozenosti. Děj reflektuje strukturu totalitní společnosti, Oceánie je pod diktaturou "vnitřní strany", jejíž vůdce se nazývá "Velký bratr". Velký bratr, jakožto duchovní symbol, je všudypřítomný. Oceánie provádí kontrolu prostřednictvím čtyř hlavních institucí: "Ministerstvo pravdy", "Ministerstvo míru", "Ministerstvo přátelství" a "Ministerstvo blahobytu". S pomocí paradoxních sloganů jako "Válka je mír", "Svoboda je otroctví" a "Nevědomost je síla" se vytváří vězeňská mentalita. Životy občanů Oceánie jsou v reálném čase sledovány prostřednictvím produktu zvaného "teleobrazovka", občané mají své myšlenky a činy neustále pod dohledem "myšlenkovou policií", což vede k zániku soukromí. Jakékoli odchýlení od stranické linie je považováno za "myšlenkový zločin" a je tvrdě potlačeno.

V postranní místnosti, svíce plápolá. Zhuge Liang rozložil mapu Han Zhong, několik vysoce postavených ministrů stálo u stolu. Sedím na hlavním místě, dlaněmi mi prosakuje pot. Vojenská porada... Moje jediné znalosti o starověkých válkách pocházejí z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hry, jak se toho zúčastnit?
"司马懿此次突袭，必是趁先帝新丧，以为我蜀中无人。"诸葛亮羽扇轻摇，眉头深锁，"阳平关守将王平已发来急报，魏军先锋张郃率五千精骑，一日内连破三寨。"
Zhang He! Jeden z pěti skvělých generálů! Hned se mi v hlavě vybaví data ze hry – velitel jízdních jednotek, expert na překvapivé útoky. Historicky mu skutečně přinesl mnoho problémů, když Zhuge Liang vedl severní výpravu.

Náhle jsem otevřel oči, oslepující slunce pronikalo škvírou v ozdobném dřevěném okně a vrhalo skvrnité stíny na hedvábnou přikrývku. Hlava mě hrozně bolela... Je to pozůstatek z noční směny do tří do rána?

"Vaše Veličenstvo, probudil jste se?" Z mého ucha se ozval tenký hlas.

Vaše Veličenstvo? Co to sakra? Těžce jsem otočil hlavu a uviděl muže středního věku v historickém kostýmu, jak s úctou stojí u postele a drží v ruce sadu... to je dračí roucho?

"Ty... kdo jsi?" Můj hlas zněl tak chraptivě, že jsem se skoro nepoznal.

"Starý sluha Huang Hao, sloužím Vašemu Veličenstvu při převlékání." Ten člověk měl na tváři plnou úlisných úsměvů, "Dnes je den korunovace Vašeho Veličenstva, pan premiér na vás čeká venku už dlouho."

Hal Finneyho dlouhý článek (Bitcoin a já) byl jeho osobní retrospektivní příspěvek zveřejněný 19. března 2013 na fóru BitcoinTalk, který pokrývá jeho ranou účast na bitcoinu, technické příspěvky a osobní úvahy.

I. Osobní pozadí a kořeny kryptografie
1. Profesionální zkušenosti
Finney popisuje, jak jeho kariéra v oblasti kryptografie začala účastí na raném vývoji PGP (Pretty Good Privacy), ve spolupráci s Philem Zimmermannem, a stal se jedním z zakládajících členů společnosti PGP. Také byl aktivní v komunitě "krypto-anarchistů", provozoval první anonymní e-mailový přeposílač založený na kryptografii a věnoval se praktické ochraně soukrom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