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割刚刚在 X 发布推文

我为什么要设立孙宇晨奖


诺贝尔发明了炸药。他一生的财富,大部分来自这件东西。
据说1888年,一家法国报纸误发了他的讣告,标题叫"死亡商人死了"。他读到了自己的讣告,几年后立了遗嘱。
今天没有人再叫他死亡商人。
"诺贝尔"变成了一个中性的名词,像"伏特"和"瓦特"一样,不带感情,只是一个单位。他把钱交给"对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人",钱回到了人类手里,他的名字也随之回归中立,不是靠辩护,是靠一百多年的获奖名单。
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理解他。我知道钱从哪里来,也知道钱可以去哪里。


我的财富,根源是数学。
区块链这个行业,整体建立在几个长期研究支撑的密码学构造与安全假设上:椭圆曲线上的离散对数难解,哈希函数不可逆,大数难以分解。1985年,两个数学家各自想到可以用椭圆曲线做密码,一个在大学,一个在IBM,互不相识。那年没有人觉得这件事有用。他们在黑板上写下的东西,后来变成了一个万亿美元的市场,变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一个人可以完全支配自己的财富,不需要任何人许可。他们自己,一分钱没有拿到。
这种自由,是数学对人类最被低估的馈赠之一。我从这份馈赠里拿走了很多。设立这个奖,首先是还债。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这是一百多年前的一个疏漏,也许有私人原因,也许只是没想到。
后来有了菲尔兹奖,四年一次,四十岁以下;有了阿贝尔奖,每年一次,奖励一生的成就。它们都很好,但它们的节奏,是上一个时代的节奏。
数学界其实有过另一种奖。Erdős一辈子给问题标价,从二十五美元到一万美元,谁解出来,他就开一张支票。很多人把支票裱在墙上,一辈子没有兑现。他1996年去世,之后那种支票开得越来越少。
而数学正在进入一个不同的时代。人工智能做不了实验,但它能推导;人工智能很难替物理学家造一台对撞机,但它可以替数学家试一万条路。今天一个猜想从提出到解决,可能是几个月,也可能是几天。一个四年颁一次的奖,面对这样的速度,像一座四年敲一次的钟,挂在一个以天计时的时代里。


所以孙宇晨奖的规则很简单。
奖跟着题目走,不跟着人走。不等年会,不等提名,不等年龄。
每道题,两栏署名。一栏记证明者,一栏记形式化者,把证明搬进机器的那个人。两栏可以是同一个人,也可以隔着半个地球互不相识。人可以,AI可以,人用AI也可以,哪一栏我都不关心物种。同一个名字可以一次又一次出现,出现在哪一栏都行。
钱只有一个触发器:机器把证明从第一行核到最后一行,一步不差。通过之后,两栏中的名单就是这道题的奖金所有者。这个标准不是我发明的。Scholze把自己最重要的定理挂出来,请人搬进机器;费马大定理,此刻正被人一行一行往里搬。
机器核过之前,人类的证明也不白做。数学界接受了,名字先挂上,钱一分不动,状态栏写着:已证明,待形式化。
解题那一栏的钱,只付给上架之后才被解决的题。上架时已经解决的,证明者的名字照记,钱只付给把它搬进机器的人。这个奖记录它设立之后发生的事,不给数学史补发奖金。
分工是干净的:名字归数学界,钱归机器,出资人两边都不沾。人的判断只剩一件事,确认写进机器的那道题,就是那道题。
还剩最后一件我说了算的事:题单。哪道题上架,开什么价,由我签字。Erdős的支票,价码也是他自己写的,这里不装例外。但货架一旦挂出,就锁死:题只加不减,钱只兑不退,包括我在内,谁也改不动。写错的题,照付,然后重挂。
我的品味,全部花在这一件事上。定价之外,验证、发钱、挂名,我一票都没有。
结果说了算。


这套规则里,我最喜欢的是一个"等"字。
一道题被解决、被数学界接受之后,钱不马上动。证明者的名字先挂上,形式化那一栏空着,状态栏写着:已证明,待形式化。谁把这份证明搬进机器,机器核过,空栏落上名字,钱的归属之旅也在那一刻启动。
在别的奖里,等是迟滞,是流程,是必要之恶。在这里,等本身是一份清单。
Erdős的支票,很多人裱在墙上,一辈子没有兑现。裱起来的钱朝后看,是纪念;挂在链上的钱朝前看,是召集。空在那里的一栏,等于对全世界说:这里有一份活,有价。
于是这份题单同时长出另一个东西:一张公开的地图,标着人类已经认下、机器还没有认下的一切。这张图今天并不存在。它只有碎片,散在几处,从来没有统一过,更从来没有带过价。
形式化的人从来不缺热情,缺的是一张带价码的施工图。谁去填那个空,谁拿钱。从今往后,把长证明搬进机器,热情还是他们的,账单归我。